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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戰地日記】楊春:愿做一個記錄者和觀察者
2020-02-10 08:59:34 來源: 旗幟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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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月26日清晨7點03分,央視《新聞調查》攝制組從北京出發,前往武漢。一行人中,有曾在抗擊“非典”、非洲埃博拉疫情報道中有過突出表現的資深記者楊春。

  “很多人會說,我們這些記者也是逆行者,其實說起來很慚愧,那些面對烈焰沖向火海的消防隊員,他們才是逆行者,那些一直在武漢堅持戰斗了很長時間的一線醫務人員,他們才是逆行者,面對這樣一個重要時刻,我們更愿意做一個記錄者和觀察者。”

  第一時間請戰,就應該是我去。

  楊春赴武漢采訪,可謂“不告而別”。1月26日,農歷正月初二,太太回娘家過年,他卻踏上開往武漢的高鐵。“決定要去武漢,我第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,還是不讓家里的父母、老婆孩子都知道了。所以是到了武漢之后,我才給她(太太)打了一個電話。她還在娘家呢,正巧也是一個機會,如果在一塊兒,(解釋)也還挺麻煩的。”問及為什么一定要上前線,楊春脫口而出:“就應該是我去!”

  看見楊春出現在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報道現場,有觀眾驚呼:“天哪,是楊春,是楊春!楊春回來了!”沒錯,在很多人的印象里,17年前的2003年,也正是這位踏實穩重的記者沖在抗“非典”報道一線,將情況真實、客觀地報道給電視機前的觀眾。如今,龐雜紛亂的信息帶來的緊張情緒中,又一次在抗疫報道一線看見楊春,一如既往冷靜客觀的態度、深入體貼的觀察,自然而然令許多觀眾平添一股信賴。

  “在‘非典’的時候我穿過這樣的防護服,在非洲塞拉利昂報道埃博拉疫情的時候我也穿過這樣的防護服,今天來報道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,我又穿上了。”一次報道中,“全副武裝”的楊春這樣說。

  對這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,楊春從一開始就持續關注。聽說臺里要向武漢前線派出報道小組,他第一時間“請戰”,擔心自己“選不上”,還“給領導們打了一圈兒電話。”

  “我覺得就應該我去。我有這方面報道的經驗,好鋼要用在刀刃上!但我的情況比較特殊。”楊春說,他剛從海外記者站駐站回國,還處在“轉任期”。“不屬于新聞中心:我怕因為這個選不上我,就得更積極主動去爭取。還好老領導老同事都比較體諒我,把我派過來了。”

  到達武漢之后,楊春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。“在西非報道埃博拉疫情的時候,我在微信里把我老婆給屏蔽了,結果呢,有共同認識的人告訴她了。后來我一想,在這個信息時代也不太瞞得住她,就算了吧。”電話里,一句“我來了”似乎包含了千言萬語,對楊春的選擇,妻子表示理解。“因為她知道,我在后方也待不住。”

  17年前,楊春曾在他的“非典”日記里寫下:“著名的戰地攝影記者卡帕,就是拍《共和國士兵之死》的那位,說過這么一句話:真正的戰地記者,就是在戰斗中始終沖在尖刀連的前面,再回過身來,拍士兵沖鋒的那個人。我始終覺得,這句話應該成為每個新聞記者的信條。對于和平時期來說,阻擊非典,就是最大的戰役。”

  17年,歲月流逝,初心不改。“我知道這種疫情(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)意味著什么,小到個人,大到國家,所以就要盡可能把它全面地報道出來,咱們干這行兒的,就是職責所在,使命所在。”

  最兇險的地方,他一個人進去

  “這種重大疫情報道,一定要考慮到整個大的背景,一段時間以內,它對一個城市,對我們整個國家,意味著什么?我們絕不能以3分鐘熱情來關注這件事,它絕對不是一次小小的接觸戰,而是一場持久戰。”楊春說。

  在武漢前線報道,楊春有許多并肩戰斗的伙伴,有一些年輕記者,初次經歷這樣的重大疫情報道,會有一些恐懼,不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,也不知道該如何展開報道。對他們來說,楊春是“老大哥”,也是“主心骨”。有時候,他會講一些自己在“非典”報道、埃博拉報道時的親身經歷,既是把寶貴經驗分享給這些年輕人,也是幫助他們平復緊張的情緒。“危難險重的任務,沒有一個人是退縮的。可能心里有點忐忑,有點打鼓,但是關鍵場合、關鍵時刻,大家肯定都是頂上去,表現出良好的專業素養和昂揚的斗志。”

  每天的工作都很緊張,白天出門采訪,晚上還要看素材,編片子。最忙的一天,早上七八點開工,晚上忙到凌晨一兩點,楊春上午進重癥病房,下午又進ICU(重癥監護室)。ICU里的單間,住的患者都是重癥中的重癥,還包括一個強力感染者。在決定進去采訪的那一刻,楊春回頭,一擺手攔住了身后的攝像。“沒想太多。”楊春說:“ICU跟病房還不一樣,所有ICU的病人都是插著管的,也就是說,他的口腔某種程度上是開放的,我們都知道,這種呼吸道的敞開意味著什么。能少進一個是一個,所以我就是一個人進去,然后拿手機拍攝。”

  已經很熟悉厚重的防護服,但楊春在穿脫時依然一絲不茍,他深知,科學防護才是進入這樣一個現場的正確方式。“防護服的穿法非常嚴格,不小心一個程序搞錯了,就意味著危險,比如手套的邊緣一定要套住防護服,不留一絲縫隙,手套至少要戴兩層,一個肉眼看不到的小縫隙,病毒進來也很可怕。”

  盡管對自己的防護措施非常有信心,事后楊春還是反復消毒,堅持每天自己測體溫。“畢竟是最兇險的地方”,楊春坦言,“還是挺怕的”,這種害怕源自對病毒和疫情的深入認知。

  不過,在出鏡時,甚至他在向記者講述這段經歷時,聲音依然那么平靜。“我快50歲了,比別人能夠更平靜一點,作為記者,你先害怕,或者先興奮,都有可能失去那種客觀公正的立場。”

  一條長長的線,把珠子串起來

  在武漢前線報道,每天都有新情況,每天都有新變化,但《新聞調查》“一般是做長線的、大容量的報道,需要長期的跟蹤調查,而不是那種幾分鐘的短消息。”不過,“我們一直堅持去尋找、去發現有價值的新聞線索”。楊春說,目前他們正在跟蹤報道一名剛剛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老雷。此前電話聯系采訪對象老雷時,他還僅有發熱癥狀,1月29日,楊春突然得知,老雷已被確診入院接受治療。

  “一確診,就意味隨之而來的一系列變化,醫院是不是啟動了應急預案?他的家庭怎么切斷傳染途徑?社區、街道應該怎么做?怎么進行消殺,乃至怎么對這個家庭進行精神撫慰?他自己怎么去面對這件事?特別是他的妻子也因為‘疑似’在醫院隔離,孩子在外地,76歲的老母親獨自一人被隔離在家,這是他最大的牽掛……”

  1月30日,楊春跟隨社區人員去探望了老雷的母親。離開的時候,老人站在門口目送他們下樓,攝像一直在拍攝,光線慢慢暗下去,楊春心里突然一陣發酸。“這個家庭是不幸的,但從一個個人投射到整個家庭,然后投射到整個社區、整個社會,不僅對于這次疫情報道,乃至對于整個疫情研究,都具有一個樣本的意義。”楊春說。“至今我們所有的報道都是點對點,但我希望能夠達到一個全景式的展現,用一條長長的線把所有這些珠子都串起來:一個普通人從發病到確診,到最后……我們希望他能夠痊愈出院,那將是我們最高興的事。一段時間以后,當我們再回顧,會發現原來我們對這次疫情的報道,有這樣一個完整的記錄,而不僅僅是片段式的新聞……”

  正月初五“破五”,賓館特地給在武漢采訪的記者們送來餃子,楊春和同事們干了一杯,祝福武漢早日“康復”。“武漢人骨子里有一種樂天的、不太在乎的那種精神,盡管在疫情面前通常會讓人有點擔心,但也常常感染我,時時鼓舞我。我相信困難只是暫時的,大家共同努力,一定會渡過難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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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糾錯】 責任編輯: 于子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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